“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书中写宝玉的笔法开场即贬，这恐怕是造成宝玉被人误解的罪魁。但我眼中的贾宝玉在“古今不肖无双”的纨绔子弟外表下，有作者高洁的理想寄托，他和林黛玉是一对惺惺相惜的神仙眷侣，他们不仅有清俊超俗的外表，更难得志趣出尘。可惜世人多有误会宝玉处，或说他百无一用，女里女气，不少女同胞也不喜欢他，竟不知宝玉宝玉真的“如宝似玉”。

　　蔡元培先生将读红楼的境界分为三层，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这首西江月也是从学究的眼里看来，我说宝玉不但非是腹内草莽的惫懒人物，反是千古难得一见骨骼清奇的伟男子，宝玉几个世人难有的好处，且听我一一道来。
一轻功名利禄

　　“功名富贵”多少年来占据国人思维的主流，人们羡慕它，渴望它，争取它，得到了又利用它，挥霍它，扭曲它，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读书非是为陶冶情操开拓视野，倒是奔着“黄金屋”“颜如玉”去的，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在“功名富贵”的引诱下已经违背了它的初衷，成了大众鲤鱼跳龙门的表演场，有中举后觉得幸福来的太突然欣喜发狂要被啐一脸唾沫才清醒过来的范进，有从青丝到白发一路追求功名死不撒手想它想到棺材里的老童生。科举这东西严重挫杀了人的想象力，好比一个不具备美感的园丁，非要把树木花草都修剪成阅兵仪式似的一般高.幸亏当年蒲松龄屡试不第，否则我们至今没有《聊斋》可看，幸亏曹雪芹忍的了茅椽蓬牖瓦灶绳床，没有削尖了脑袋考科举，才有这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说教洗脑的书籍我们已看的太多，来点真格的行不行？

　　经过科举流水线挤压打造出来了不计其数千篇一律的双面人，他们守着那“富贵功名”，谨小慎微的谋划着自己的利益，无暇他顾，活象一条条守着骨头虎视耽耽的狗。
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不讲是非，只讲正路》篇中引用《唐圣人显圣记》对戊戌变法的评论“…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对于热衷名利者，卖国，当狗奴才都无所谓，但要是“富贵功名”都化为乌有，那就太可惜了。柏杨先生把这种人称为“势利眼”是极恰当的，先生长叹，--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将成个什么样子？

　　但事实上大部分国人价值观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一个工程师可以选择象流浪汉一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甚至是现代的中国，他父母恐怕会气个倒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我怎么生了这么个不肖的孽障，我可有什么脸面见人啊”。纵然一些年轻人有另辟稀径的独立想法，早也被传统文化洗礼打磨，渐渐潜移默化的认同，到他自己有了孩子，也一样用富贵功名来教导。

　　而宝玉最鄙夷的就是这“富贵功名”，我们也可以说薛蟠不慕功名，因为他从不读书，岂不更革命到底？但请注意，宝玉不是厌恶读书，只是不喜欢那些死板的教科书--“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只看教科书的鼻祖就可以了，以后的反正都是“师承”。他的诗做的极好，恰恰诗这东西最是人灵性的写照，他有超强的审美观，懂得欣赏自然界美好的事物--大观园的匾额，大都出自他手，如果真让那些老学究来写，又是一派迂腐，或者歌功颂德或者照搬前人，倒委屈了那些好景致，真个的，大观园里的题字对联也多是由宝黛二人撰写的，二人之超脱，又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