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10进8，“我型我秀”6进5，“梦想中国”5进4……但凡临近周末，几乎电视里的所有节目都在进行着短信竞技和流泪PK。叶水清已经不再阻止上初中的女儿在周末抱着全家的电话发癫发疯了，“幸亏‘加油！好男儿’结束了，女儿支持的蒲巴甲得了第一，我们家的电话费算是如愿地省下了一半。但超女还在，而且还有每部手机、固定电话每天限投15票，短信每日清零的规定。我算了一下，为了能熬到超女决出冠军，我家的电话费还得扔进去3000多块。

　　真不知道全家围着女儿转，女儿围着‘超人’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叶水清还不知道，又一档选秀节目“2006男人大典”马上就会进入女儿的生活了。

　　今年经广电总局批准的电视选秀活动有20多个，但除了“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梦想中国”等几个主流之外，其中的大多数还不为人所熟知。

　　“年初打开电视，台台都在海选，到了现在一到周末电视里就是流泪PK，短信发得自己都恶心了。”上大二的李菘菘曾经是“超级女声”的绝对拥护者，“玉米”兼“盒饭”，年初当传出“超级女声遭遇停办”的消息时，李菘菘就差直接坐飞机去湖南卫视声援了，但现在她已经说不出这个周末的超女是在进行着几进几的决赛。“喜欢去年的超女是喜欢她们和大晚会大假唱不同，是喜欢她们所代表的草根文化宣泄抑或是诸众狂欢，但现在的‘想唱就唱’已经变成了空洞的口号，淹没在了金钱、炒作和所谓励志的说教中。”

　　在李菘菘的意识里，类似短信支持、选手PK、亲友寄语、经历回放这些去年超女制胜的法宝，在今天超女人气财气赚得盆满钵满的诱惑下，已经被泛滥的选秀节目中滂沱的眼泪泡出了一股股虚伪之气。“为了迎合观众或是粉丝感情宣泄的需要，于是屏幕上怒放的好像都变成了一朵朵苦菜花，贫穷、疾病、死亡、家庭破裂……所有你能想到的人间悲苦都能纷至沓来，也不知道这些选秀节目的标准是什么，但每位选手背后好像都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坎坷经历，洋洋洒洒足可书写成一部和平年代的平民励志史诗。”乐评人科尔沁夫曾是超女的评委，当时他参与这种选秀节目想到的是音乐、是民主，而现在他满眼都是短信，是迎合，“或者在老鼠乱窜的小屋里度过的穷苦童年，或者妈妈重病在床，或者爸爸英年早逝，为了博得观众的所谓支持，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的《艺术人生》，选手的身世一个赛一个的悲惨，不过包括超女谭维维高呼的那句‘爸爸我知道你就在那个角落看着我’在内，这些也还只能算是前戏，真正煽情的高潮是PK淘汰，在选手泣不成声的感言中，在评委老师一叹再叹的惋惜中，在主持人压低声线嗓音微颤的劝慰中，此前渲染的苦难终于被升华成悲壮，这哪里是一场娱乐选秀的游戏，简直就是一次次短信竞技的比赛，一幅幅企图扼住命运咽喉的商业场面！”

　　都明白各个电视台纷纷杀入这个“超人”阵地，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钱，但简单的节目内容，淘汰一名选手，却需要三四个小时的“血战”，插播无数次广告，经历数个煽情场面，越来越多的观众已经对节目制作方拉抻节目时长、吸引更多短信投票收入表示了质疑。“作为后来者，‘我型我秀’显然更加大胆更加直白——先是‘明枪’，PK选手同时站在台上，接受限时投票，票数直接通过屏幕显示出来。这时，双方的粉丝好比是坐在同一间屋子里竞拍的买家，数字实时更新，如果希望留下某位选手，很简单，必须给出更高的价码。然后是‘暗箭’，在明投之后是限时的暗投环节，这时没有人知道对手的出价情况。是不是应该加码？相互猜忌又哄抬了‘物价’。电视台声称这些选秀的做法是在模仿美国的老师“美国偶像”，但要知道“美国偶像”的投票并不收费。”张澜3年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正是赶上“超女出生”，那种洋溢在其中的快乐让张澜感动于国内的电视节目终于摆脱了总想“寓教于乐”的尴尬。“但现在，我知道了什么是矫枉过正。看了‘超女’比赛，我惊叹——这是女人吗？看了‘超男’比赛，我再叹——这是男人吗？花家长的钱向支持者表示自己的态度，小明星们已经习以为常，而骂评委更是众粉丝的家常便饭，好男儿宽衣解带出写真，好女人炒绯闻甚至炒出了同性恋，每天的娱乐新闻都少不了几条与这些节目联系在一起。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北京呆了一年，看了一年有中国特色的选秀之后，连声感叹：中国的青少年自由得有些难以理解。”

　　把“矫枉过正”用在泛选秀类节目上，严重了些，理却不偏。周作人当年说，“儿童同成年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一些娱乐节目的制作人应该反思一下“有了选秀这三年，我们干了些什么？”是李宇春的发型，还是周笔畅的眼镜。“我们欲图复兴一个文化主体，提升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但在这个被商业化浪潮席卷的时代，我们显然缺乏一些清醒剂，任何源自民间的选秀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就像麦克·卢汉说的‘一片滋味鲜美的肉，饿时充饥，但破门而入的窃贼也可以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被商业炒作捧红的PK明星，和混迹于选秀汪洋中的青少年尤其需要保持这份思想注意力的清醒，以免它夭折，以免它过早地被盗贼窃取和终究毁于一旦。”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看到山西卫视推出的“超级少年”也进入10进6时，认为媒体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能把这些没有判别能力的孩子也强行推到商业的极端，如果这样，或许再一次的矫枉过正的确有必要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