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迷恋和上瘾的往往是恶习，比如抽烟，比如吃易于发胖的油炸食物，比如躺着看书。阿姐你是我的恶习，明知不可为，偏偏而为之。

    辗转万里寻找她，只为索要她的鲜血。

    从北京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行程是九小时五十五分。

    在那个一年只有不到七十天阳光的荷兰首都，我遇见了阿姐。那是1998年夏天，她穿一件浅绿色的长衫，裤腿一高一低，正对着墙壁玩手影，悠闲得像只淡漠的蝗虫，酒足饭饱后，把身体蜷起来享受金色阳光。

    但事实上，阿姐的外号是秃鹫，而非小奸小恶的蝗虫。她与荷兰当地的黑社会有生意往来，从不与华人结交，众人称她为秃鹫，那种传说中以吞食腐尸为生的凶猛鸟类。可我只肯叫她阿姐，就像她只叫我吸血鬼，我辗转万里寻找她，只为索要她的鲜血。

    阿姐的店铺开在运河边，门极其狭小，要弯腰侧身进出。荷兰是以门的大小来收税的，所以许多房屋都把门建得很小，把窗户做大。当我朝里面张望时，阿姐探出头来，拿着点零九小手枪，瞄着，“砰”地一声发了火。我吓一大跳，龇牙咧嘴地退后两步。

    枪却并没有上膛，我推开弹簧门，门上用大号子弹的铜壳串成的风铃快活地晃荡。店堂并不算大，双筒猎枪，煤气灯，十八世纪英国绅士的手杖，军用降落伞，小风车……应有尽有。墙上贴着荷兰国家足球队的全家福，博格坎普的名字用水笔圈住，旁边的小卡片上详细地记录了1998世界杯的赛程。

    店铺迎着西，窗外是清凉的梧桐树和自行车道，我疑心自己正身处中国一个安宁县城，在六月的傍晚，骑自行车载着喜欢的女孩去郊外看夕阳，她在后座哼一支鲜美的歌，沿途雏菊渐开。

    海若便是这样的女孩，她有一双长腿，手里卷着书本，辫子一晃一晃的，小鹿般矫健活泼。我们住在川中小城，清晨雨雾弥漫，午后坐在操场上的秋千上背诵单词，晚自习后打着手电筒回家，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流金岁月，踢踏而过，我想必然会和她相守一辈子。

    然而她得了地中海性贫血症，必须进行骨髓移植，可她的血型却是极为罕见的P型血，全世界这种血型的人不超过100名，就连国内几大稀有血型库也没有储存。医院向社会发出SOS求救血源未果后，不得不向国际卫生组织求援。

    通过资料搜索，专家查到有名女子即是P型血，可惜她的工作单位却证实数年前她便非法滞留在德国，听说辗转中又去了荷兰，此后便不知下落。而另外几名P型血的国际救援者的骨髓配型不合，因此，这女子便成了海若的希望。

    你以前皮肤会发光，像个飞檐走壁的侠女，神灵活现。

    我从北京飞抵阿姆斯特丹，拿着女子多年前的小照，在华人圈挨个询问，仍无功而返。快要绝望之际，在中国杂货行偶遇买花椒的女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她看照片，她表示不认识，倒是她身边的荷兰男伴说运河一带有东方女子和照片中人一样，眉毛下面有一颗黑痣，她找过做整形医生的他要求去掉，但它太靠近眼球，手术风险较大，最终作罢。

    沿着运河寻来，及至阿姐就在我眼前，我仍是无法判别她是否就是我要找的人，除了那颗印记鲜明的痣之外。我同她聊店内的商品，她不置可否地听着，突然打断我，摇晃着加了冰的可乐，慢吞吞地说：“我知道你的来意，你这只吸血鬼。”

    说话间有男子推门进来，阿姐和他用荷兰语交谈，偶尔夹杂着日语。我只依稀听得懂“消音器”和“派克式左轮”等简单词汇，不到五分钟，男子便随她走进店堂后面的小屋。我走到一旁，桌上放着《圣经》，随手翻开的一页写着：神啊，我心坚强。里面夹了很多照片，是极年轻的阿姐，穿鲜亮红裙，黑发如瀑，坐在高高的台阶上拉大提琴，背景是洁白云朵。

    男子很快离去，阿姐站在我身后，我回头，扬一扬照片道：“你以前皮肤会发光，像个飞檐走壁的侠女，神灵活现。”

    阿姐问：“现在呢？”

    “那种光没了，你看起来像废了武功的人，别说奔跑，就连剑也提不起来，所以成天木呆呆的。”

    阿姐似被触动，沉默片刻，叹口气：“哦，刚才那个人还得过来，忙完了我就随你去医院抽取血液和唾液标本检测。”

    这就是阿姐的生活了，名义上开着不大赚钱的古董行糊口，暗里却在做枪火生意。阿姆斯特丹的黑社会如果想杀死某人，一般不会从内部找人，而是雇佣东南亚的杀手，进入荷兰杀人之后就走，阿姐则为杀手提供枪支，在这一行，她已具有良好的口碑。